土壤污染立法“能尽快则尽快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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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27日，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树义赴京开会，正式被任命为《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立法小组组长，这标志着《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从专家课题研究，正式进入国家立法阶段。王同时也是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，2006年受环境保护部委托，参与立法课题研究工作，就在赴京的前一天，王树义在办公室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，并首次对媒体公开专家稿。目前，《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草案集中在建立“污染土壤档案制度”和“污染土壤管制区和整治区”，还规范了土壤整治和再利用的相关要求。王亦再次呼吁，土壤污染立法已“时不我待”，保证公民知情权，修复行业规范也亟待确立。

土壤立法：下一届人大期间出台《21世纪》：《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目前大概的进程如何？王树义：我从2006年开始，受环保部委托，参与立法课题研究工作。2010年专家意见稿完成。(从立法角度来说)我们工作还没有开始，而新阶段现在开始，前几天环保部和生态司通知我去，邀请我们研究土壤污染法立法起草工作，研究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安排。每个法律都有专家稿，按程序上讲，现在才叫做正式进入立法阶段。所涉及的部门有国土资源部、环保部、水利部等八九个部，不能搞单部门立法，因为土壤涉及的问题比较多，立法设计的部委也比较多。相关部委应当要联合起来，共同组织人员参与。《21世纪》：我们以前对土地管理似乎也有一些法律？王树义：对土壤，重庆、北京等地有一系列地方法规和文件，但没有国家立法。针对土地，我们有《土地管理法》，但土地和土壤不是一个概念。土壤不能等同于土地，是肥沃的能长庄稼的土层，附在地球表面的肥沃的可以长出植物的土层，目前土壤并没有作为一种环境要素，环保法中，包括了14种要素，但没有提土壤。《21世纪》：我们关注到您在两年前就说自己是“巴不得明年就出来”，能估计下正式出台时间吗？王树义：应该会在下一届人大期间出来，因为时不我待了。但是完成立法调研等，如果是这部法律比较好的起草，至少需要四年，也就是到下一个四年。这个我们要尊重科学，先联合起来要建立一个机构，找出问题、拿出方案，这些都有一个过程。现在确实有一个批示了，引起了政府高层的密切关注。现在从上面得到的消息叫“加快推进土壤污染立法”，就是说，过去在做，现在进度要放快，不能拖，能尽快则尽快。

公众知情权：建立土壤污染档案《21世纪》：专家稿中有提到公民的知情权，那么中国土壤污染的数据，何时有望公布？王树义：我们只知道，这个数据一定要公布，但何时公布，以什么方式公布，我们尚不能知晓。有些关于土壤数据保密的说法比较幼稚，是还没到要公开的时候，我得到的情况是，领导层都非常慎重，这不是小事情，是慎而又慎，我得到的是按照法律上当然要公开，除了涉及到领土等方面安全的，其他都应该公开。不应该成为秘密。这是我们的知情权，每个公民都有，但这是在国家对这个问题整个数据完成，然后公开的情况下。新法必须要提到信息公开和知情权这一块。《21世纪》：近6年的土壤立法研究，有哪些发现？王树义：中国土壤污染问题已经很严重。我们保护耕地是国家基本国策，确保我们粮食安全的18亿亩耕地，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破。但是现在了解到的情况，确保我们粮食安全的18亿亩农田当中有些土地已经出现污染，涉及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，而且我们知道的，很多地方的土壤污染问题是比较严重的，可能危及到土壤里面生长出来变成食品的一些农作物，危及到非常严肃的食品安全问题。我吸了22年烟都戒了，因为发现烟叶对毒土壤中的重金属吸附能力极强，很多烟都不敢抽了。《21世纪》：这部法律中会有哪些针对性条例？王树义：专家意见稿中，有专门提到给污染的土壤建立“污染档案”，保障公民对土壤环境的知情权；另外，建立土壤污染控制区，确定什么样的土地适合种植，什么样的适合居住或者作仓库。

行业规范：谁污染 谁修复《21世纪》：目前，很多人提出整个土壤修复行业很混乱。王树义：土壤治理修复，谁来治？修复的责任主体、修复的程序、修复的方法、修复的验收，目前整个行业尚无规范标准，必然导致行业有失规范。《21世纪》：修复比较合理的模式是什么呢？王树义：首先要按修复的责任来回答，按照环境保护法，“谁污染，谁治理；谁破坏，谁修复”，从这个原则出发，俗话说，“冤有头，债有主”，谁造成的污染，谁来修复，修复的责任主体是比较好确定的。《21世纪》：但现实问题是，历史遗留问题，或者是现在找不到主的，那这个是怎么处理呢？王树义：找不到主的，政府来兜底，政府应当承担修复的责任，修复以后，但是若我们的法律立法这样规定的话，容易导致一个不好的趋向，今后把不好工厂或者企业把环境污染得一塌糊涂，然后一走了之，都是企业污染、政府买单，这个怎么得了呢，这个仅仅是对历史遗留状况的一个办法。现在呢，既然是通过立法规范起来，通过加强监管就不会再出现这些问题。

操作性：国家强制实施《21世纪》：怎么加强监管？现在各界政府历来在强调招商引资，这届政府招商，然后下一届或者下下届政府可能就面临治理问题？王树义：这是说的正是过去的情况，这是过去确实存在的问题。正是我们没有这个方面的法规，所以导致了每届政府为了追求自己的政绩，大量地招商引资，其实，这个招商引资，带来的负的成品和作用，就是这些引进来的企业，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，利用中国廉价的资源，利用中国的环境监管的放松，而获取利润，给中国留下了一堆环境问题。《21世纪》：那现在我们从哪些方面来规范、引导呢？王树义：监管！过去环境监管的放松，监管最重要的就是加强政府的监管上去，把落实环境问题，加到政府政绩上去，你看他还赖不赖得了？这个是在今年修订的《环保法》中有提到的，这个不是土壤污染防止法所要解决的问题。《21世纪》：我看到草案中，提到的建立土壤档案以及土壤污染管制区，你觉得在现阶段的可操作性如何？王树义：现阶段做到这些是没有问题的，法律是你没想到去规定它，法的要素，是由国家强制机器来保证实施的，你不执行，有手段强迫你执行的。权利可以放弃，但义务你必须履行，法律责任，就是不履行法律规定而引起的不良后果。《21世纪》：你之前提过这部防治法，以治为主。目前也有不少专家提到防比治更重要。王树义：我的草案是以治为主。对于土壤污染的“防”，这涉及到很多方面，应该由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水污染防治法》来落实。比如在对企业的排污等方面的规定，太多了，一部土壤法规定不了。关于法和治的观点，我们一直在摇摆，进入立法阶段后，思路可能会有大变化。现在有三种思路，国外有专门的土壤修复法，只解决已经污染的土壤的问题；另外一种，则是也管防的问题。这部关于防的规定，很多跟其他大气污染防止法等重合；我们不能全部规定。所以我落实到治；第三种是土壤保护法。防和治肯定都有的，其他还在研究。